| 布的數字，拉美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比例在1960年為8%，到21世紀初僅為4%。
在原蘇東地區，俄羅斯實行轉型的10年里經濟大幅下滑：1989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中國的兩倍多，而10年后僅為中國的1/3。到2003年，在26個原蘇東地區國家中，只有7個國家的GDP超過了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2003年的GDP只有1990年的40%左右。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也不得不承認，這次“轉型蕭條”要比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造成的后果更為嚴重，相當于發生了一次大規模戰爭。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尼曾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干預，可在這一年卻經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衰退，負增長達到12.8%。泰國、韓國、菲律賓等國家也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蒙受重大損失，有些國家的經濟甚至倒退了十多年。
作為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政策實踐的始作俑者，英美兩國的經濟也在世紀之交走向衰退。互聯網虛擬經濟泡沫破裂不久，美國似乎走出了經濟低谷，一度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最佳范例。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標志著美國新自由主義模式再次遭到致命性重創。
2．私有化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和經濟主權削弱
大規模的私有化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損失。1993—1996年為俄羅斯私有化的高潮時期，而這一期間私有化的收入只占其GDP的0.02%—0.04%、政府預算收入的0.13%—0.16%。據統計，俄羅斯在私有化期間的損失總計約合1.7萬億美元，相當于其1996年GDP的4.2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損失的2.5倍。
大規模的私有化以及迅速的自由化、市場化，使那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國家的產業很快向私人資本特別是外國資本集中。1992年，阿根廷由外資控制的銀行資產僅占12%，到1997年就上升到52%。伴隨著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外債迅速增長，金融主權受到削弱，最終導致2001年爆發金融危機，進而發生波及全國的社會動亂。在外資的控制以及進口商品的沖擊下，拉美國家的民族工業遭到嚴重損害，國家經濟安全大為削弱，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大大降低。曾被標榜為推行新自由主義典范的埃及，隨著國有企業、國有銀行的集中出售，以及對國際資本流動監管的放松，民族工業日益衰退，成為名副其實的“依附經濟”，貧困化和兩極分化現象日趨嚴重。這些經濟問題成為埃及動蕩、穆巴拉克倒臺一個重要的深層次原因。
東歐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尤其是工業和銀行業也為外國資本所控制，喪失了主導權。在匈牙利、波蘭、克羅地亞、捷克、愛沙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這7個國家中，有4個國家外國資本占銀行業資本的65%以上；外資對這些國家工業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個國家超過了50%。外資的涌入并沒有為東歐帶來經濟繁榮，以匈牙利為例，在私有化運動期間，經濟增長不進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間，GDP下降了近20%。
3．失業問題凸顯
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后，許多國家以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經濟和市場化為由，限制工會權利，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結果出現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比如，英國的失業率在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時為4.5%，到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更高達13%。美國失業率在1948—1973年間平均不足4.8%，而1974—1999年間則為6.6%。在拉美，高失業率與經濟蕭條相伴：20世紀90年代后期，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等國失業率平均都在7%以上，到本世紀初，拉美平均失業率達到9%以上，其中阿根廷2002年失業率高達23%。
4．全球范圍結構失衡和金融泡沫膨脹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世界范圍有效需求增長緩慢甚至減少，進而出現嚴重的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現象。美國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間平均為82.9%，而在新自由主義泛濫時期平均只有78.1%，到金融危機發生后的2009年更是下降到66.2%。歐洲的情況和美國類似。拉美的產能利用率在20世紀最后20年也在低位徘徊。過剩的生產資本為獲利而轉入非實體經濟領域，催生了大量資產泡沫。
在新自由主義泛濫時期，經濟全球化和美元霸權使世界經濟積累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從國外大量進口，產生了愈演愈烈的貿易逆差。從2003年開始，其經常賬戶赤字超過5000億美元，2006年甚至高達8000億美元。而順差國家則積累了大量以美元資產為主的外匯儲備，為保值增值又回投到美國金融市場，推動美國資產價格上漲。
隨著全球資本過剩和經濟失衡不斷加劇，金融泡沫加速膨脹。金融自由化解除了對金融部門的管制，更為各種金融欺詐、投機鋪平了道路。在新自由主義泛濫時期，幾乎所有的西方市場經濟模式國家都出現了經濟金融化的現象。比如，美國金融業在國內總利潤當中所分割的比重越來越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紀初一度達到45%，而同期制造業利潤的比重則大幅下降。
5．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頻發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后果之一，就是發生了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以拉美為例，1994年，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1998—1999年，巴西在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出現嚴重貨幣危機；2001年，阿根廷因經濟衰退和債務問題引發了金融危機；2002年，巴西和烏拉圭又陷入金融動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近30年時間里，美國等西方國家沒有出現過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沒有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破產。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每隔10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較大的金融危機，大型金融機構破產也不時發生。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甚至使歐洲國家也普遍深陷主權債務危機。危機爆發后，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失業率為6.6%，失業人口總數近2.12億人，比2007年增加了3400萬人。
在危機的發源地美國，經濟總量跌幅達到了4.2%，失業率從4.4%上升到10%，失業人口從673萬上升到1535萬。危機中，大量家庭失去住房。據估計，從危機爆發到2014年3月，已經有500萬套住房被銀行收回。按照美國官方統計，美國貧困人口在2010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4618萬，大約每7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人處于貧困之中。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業的發展推動經濟繁榮的國家受到沉重打擊。冰島人均收入一度排世界首位，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其金融體系遭受沉重打擊，貨幣大幅貶值，外債高筑，國家瀕臨破產。危機還廣泛波及亞洲、東歐、拉美、非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原蘇東地區，2009年整個地區產出下降近6%，拉脫維亞、烏克蘭、立陶宛、亞美尼亞甚至出現了超過14%的經濟大倒退。
三、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糾正
新自由主義交出的這份經濟“成績單”，深刻地揭示出它內在的重大缺陷。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后果的逐漸顯現，對它的批評和反思越來越多，一些曾經將其奉為救世良方的國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改變和糾正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做法。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新自由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信條，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撐。曾長期擔任政府智囊的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由新自由主義的急先鋒轉變為懺悔者，批評新自由主義讓世界蒙受了巨大災難。巴西理論家多斯桑托斯將里根經濟學稱為“災難政治經濟學”，認為拉美國家“落入了新自由主義陷阱”。即使是致力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政要，也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和危害。在2009年二十國集團峰會閉幕新聞發布會上，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公開宣布了“華盛頓共識”的終結。2009年2月，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專門撰文批判新自由主義，指出“本次危機正是過去30年來自由市場理論主宰經濟政策的最終惡果”。
廣大民眾也在親身經歷中逐步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的危害。2011年秋季，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們高舉“我們是99%”標語，抗議華爾街貪婪無止境、指責政府救助少數金融機構而使多數人陷入經濟困境。這一行動不斷升級，并迅速蔓延至英國、法國、西班牙、日本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2012年，分布在世界四大洲19個國家的大學生聯合簽名，呼吁取消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主流的標準課程設置。
從實踐來看，在率先啟動新自由主義變革的英國，撒切爾主義早已衰落。20世紀90年代后期，英國在陷入經濟衰退后即疏遠了新自由主義模式，西歐諸國也藉由“第三條道路”與之拉開距離。進入21世紀后，英國的保守黨、工黨更是公開表示與新自由主義劃清界限。由于新自由主義改革效果不佳，1998年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明確提出了強調國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減少經濟改革的“社會成本”等為核心內容的“圣地亞哥共識”，以替代“華盛頓共識”。經過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抵制和糾正，拉美正在逐步走向經濟自主和復蘇。在俄羅斯，隨著199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休克療法”陷于破產。甚至連當年參與主持“休克療法”改革的蓋達爾，后來也不得不承認“改革是失敗的”。普京任總統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反擊寡頭對經濟的控制，實際上宣告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在俄羅斯的終結。
（本文章摘自《求是》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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