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作者：梁 軍
“要協調推進改革，注重改革的關聯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力爭最大綜合效益。”“如果各領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牽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難推進下去，即使勉強推進，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摘自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啟動的國企改革，最大的特點以及最大的優勢在于，它將不僅僅是國企領域的改革，而是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協調并進的全面深化改革。因此，我們必須站在更宏觀、更全面的高度和角度，既要從外部看國企存在的內部問題，也要從內部看制約國企改革與發展的外部因素，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
通過梳理30多年來，尤其是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來的國企改革歷程，總結經驗教訓，查找問題根源，結合當前形勢，勇于開拓創新，歸納出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協調推進。
黨的領導與現代企業制度融合問題
在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新形勢下，必須加緊研究黨對企業的領導將會發生哪些管理結構上的變化。其中主要包括三個變量：一是國有企業董事會將成為決策核心。企業董事會中的非國有股東或獨立董事，將會越來越強硬地依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主張權利，黨的組織如何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約束下發揮企業重大決策領導核心的作用？二是國有企業管理層將職業經理人化。黨管干部、黨管人才原則將會越來越明顯地與企業董事會意向相左，黨的組織如何在《公司法》和企業章程的約束下發揮選人用人的主導作用？三是國有企業員工將完全市場化選聘。員工的維權意識以及自利傾向，將會越來越激烈地與企業利益發生沖突，黨的組織如何在《公司法》和企業章程的約束下，保持對工會組織的絕對領導，并有效協調企業與員工的利益？
人大立法與行使全民所有監督權問題
國有資產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真正具有出資人主體意識的，并不是虛擬的國家組織，而是具體的每一位公民。要真正化解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矛盾，必須喚醒公民的出資人權益意識，并在制度設計上予以體現和保障。
人民代表大會是破解國企改革世紀難題的重要推動力量。人大應傾聽民意、代表民意，主動作為，有所作為。人大的作為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行使立法權，就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發揮立法作用。目前僅有湖北、山東等極少數省由人大通過了地方性的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并將前文所述的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問題予以法律確認。還有前文所述的關于對大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轉讓重大財產、國有企業管理層薪酬指導標準等問題的立法與審批，都應該予以統籌考慮。二是行使監督權，監督政府以及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履行職責。當今的行政體制設計確實存在“部門利益法制化”的現象，這在國資監管領域表現比較突出，這就更加需要人大發揮最高權力機關的監督作用。針對政府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和具體的國有企業、國有資本、上繳收益，監督什么？怎樣監督？人大的這一作為，將直接改變現有的國資監管困局。
司法保障與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問題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保護國有產權和私有產權不受侵犯，遏制商業腐敗，維護公平競爭，所有這些都直接依賴于司法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但凡市場經濟成熟的經濟體，都與其法制建設密切相關。有力的司法保障，不僅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有重大意義，也為促進全面深化國企改革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司法部門應與人大立法機關、政府有關部門緊密配合，圍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積極主動地審查、清理、修訂、增訂、解釋與市場經濟建設相關的法律法規，建立更加有效的司法保障體系，營造更加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
除此之外，還有財政部門統籌國有企業上繳收益的分配方式問題，人社部門統籌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問題，國土部門統籌國有企業“三舊”改造項目的政策問題，等等，皆需要各方面各部門主動作為，齊頭并進，才有可能形成合力與推動力，使國企改革有序、協調、穩健地展開。
（本文章摘自4月17日《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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